在这个吊诡、符号繁多的国度和文化氛围的某些角落,渐渐地有些人开始问问题、拆解符号,开始关注大标签、大论述底下流动着的生命力。《真纪元》为的是寻觅那经常被忽略的实质内容。
星期一, 六月 21, 2010 | Posted in
作者:刘国伟

何谓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不同点?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部 分,因此也称之为硬文化。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就是软文化,而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 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

何谓青少年?
以心理学界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一般把青少年界定为13岁—25岁之间。人口学是以人在青春期生理发育的正态曲线分布为基础,把15—25岁确定为青少年。(大专生在内)它既包括一部分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法学界关于青少年犯罪是界定于此年龄段);也包括一部分19—25周岁的已成年人(统计青少年犯罪率即界定于13—25周岁)
青少年可以用许多方式界定--例如,青少年是生理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年龄发展的区间,或是一种社会学现象。 在英语中,青少年用"adolescence"来表示。"adolescence"来自拉丁"adolescere",意思是进入成熟期。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少年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时期,是一个获得有效地参与社会所需要的态度、信仰的过程。

西方精神文化的正面影响有哪些?

一是科学精神
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 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 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
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
当西方的精神文化传进我国后,使国家未来主人-青少年全面得到学习的机会,也学会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对青少年来说是一是心态的提升,国家社会也受益。

二是民主精神
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 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 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传 统,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早前我国校园选举事件,“大专生团结阵线”宣布国内5间主要大专的“亲学生阵线”杯葛校园选举。这5间大专是博特拉大学、国际回教大学、理科大学、工艺大学和苏丹依德里斯师训大学。导致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青少年察觉到校园选举的不公正, 因此纷纷杯葛校园选举,以得到校方的关注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是法制精神。
这种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 就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

四是宗教精神。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其中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历史上它曾占据过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中世纪),后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不断 发展,但西方人仍然没有抛弃宗教,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西方仍有35%的人信仰基督教,并仍呈蔓延之势。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文化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 化形态,同时它的精神也渗透到了整个西方文化之中,可想而知,青少年也从中获益不少,毕竟如基督教的宗教也给了我国青少年在精神上或心灵上的“补充”。


作者为2007年新纪元学院媒体系毕业生,现是新纪元学院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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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六月 08, 2010 | Posted in ,
作者:黄义杰

不久前,人民公正党大会的新闻,看得有点心惊。雪州大臣卡立依布拉欣被党内狂批,表面上看是公正党“党内民主”的好现象,可是细看代表们发言批评的内容,却是针对卡立政府没给“官职”为主要箭靶,并且公然乞讨官职。随着整个大会以近乎疲劳轰炸的方式对卡立狂批,“乞讨”是说好听了,以政治现实来说,整个政党狂批某位领袖后再扯到对官职分配的不满,那么用“要挟”这个词不是更为贴切吗?

马来西亚国内对“求变”还抱有一线希望的人们——其中以年轻一代为主——就是看到308全国大选民联崛起后,国阵在下一届大选有进一步倒台的可能性。希望国阵倒台的思路是,希望上台的民联政府和国阵的执政是有差异性的,而且还必须是很大程度的差异性。国阵政府执政50年来,贪污腐败、种族政策不公种种乱象,使得人民焦头烂额,甭需赘述,308后人民看到希望,可人民希望的至少是在种族政策与贪污腐败这两大基本课题上看到民联与国阵的差异性。种族政策方面,民主行动党与回教党经过多番博弈、妥协,已经越来越能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平衡点,至少双方目前已不急于碰触对方的底线;贪污腐败方面,原本小错误、小事件时不时冒出来,还不至于有太大伤害,至少表面看来三党坚决反对并誓言打击这种行为。

可是,人民公正党大会上,让人看到的是,公正党的领导们公然开口要求卡立聘请党员出任州政府及其旗下子公司的职位,用《独立新闻在线》的话来说,确实就是“跟在党大会上乞讨合约和官职的巫统党员无异”。据报道,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说:“……请帮帮忙照看我们党员的福利……我们不是要求大合约,我们没有要求沙和地,我们没有要求得标,我们要求州务大臣给予党员庇护。”中委蔡锐明“呼吁卡立将州政府旗下关联公司的1000个空缺,派发给过去十年辛苦奋斗的党内改革份子。”我真好奇,如果做个调查,会有多少读者看新闻看到这儿时想到了“天下乌鸦果然一般黑啊”,至少当时我脑海中闪过了这一句话。

说的比唱的好听!当执政党安排大量自家党员进入政府部门、政府旗下子公司工作,“大家都是自己人”的情况下,还需要“做戏”吗?阿兹敏和公正党党员们固然没有要求合约、沙和地、政府工程,可是当党政不分,政府部门人员内出现大量同一政治阵线的党员,两者身份重叠,办公决策时看右、看左、再看右,都是“自己人”,这种“人性的考验”难道难不倒大量本身就是前巫统党员的“改革分子”们?民联三党都有仍然令人民感到犹豫不决是否应支持的“死穴”,回教党是非回教徒担忧的神权回教国理念,民主行动党则主要是马来族群担忧它会忽略马来人权益,公正党较令人担忧之处,不就是有大量出自巫统而又本性未改的党员吗?就连出身巫统、曾官拜副首相的民联领袖安华,严格来说不也是还没能让人们完全释疑吗?

况且,公共职务的人事任命也是考察一个政府是否秉公专业的指标;1000个空缺说让执政党的党员们来填补就填补,而不是经过正式的招聘、面试、人选比较等程序来安排公共职务的人事任命工作,这不是公然的党政合一的裙带关系作风是啥?阿兹敏说的“党员的福利”竟然包括政府公职?这是哪门子的福利?列在公正党党章哪一个条例内?如果说“裙带关系作风”这个“母亲”不会生出“贪污腐败”这个“儿子”,那就实在让人开眼界了。阁下一大批人可以允许自己不是通过正式招聘程序,凭个人能力得到赏识进入政府工作,而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那阁下要怎么让人们相信,阁下在执行任务时,不会徇私、不会把一些土地、工程等批给属意人选呢?走后门的“改革分子”,能够让人相信他们过去改了啥、革了啥,以后又会改些啥、革些啥呢?


卡立被批评改变前朝遗毒的工作缓慢,效果不彰,因此如雪州万挠区国会议员颜贝倪呼吁的“铲除目前尚在体制内的前朝官员及村委”,并且如果联邦直辖区的辩论代表罗占所指的公正党内“众多经验丰富和点子扎实的学术人员、专业人士等有识之士”愿意以正式应聘程序,进入雪州政府工作,那当然是相对可接受的。然而,如果像阿兹敏和蔡锐明般大张乌鸦的血口,公然蔑视公共职务应有的专业人事任命程序,那人民只怕更愿意相信卡立“宁愿慢也要坚守清廉原则”的做法,因为一味强调“快”,只怕加速的未必是前朝遗毒的改变与扭转,而是公正党的“乌鸦化”。


如果国阵和民联的差异性“弥合”了,那下届大选选民们还有必要“求变”吗?无法“辨”,谈何“变”?



作者是新纪元学院第十一届媒体系毕业生,目前于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新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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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六月 02, 2010 | Posted in ,
作者:刘国伟

新学报曾经是引领学院、学生与学生会发展的重要桥梁,但是近年却频频面临瘫痪或人手不足的问题,即使是人手重组成功,定位不明的问题依然还是无法有效贯彻,第四权精神使命更是纸上谈兵,此景此情,实在令人百感交集。

曾几何时,我们身为学生会干部,也为了新学报的理念、定位与功能展开激情的辩论,现在回首往事,经已化为云烟。

目前,学生会刚好重选完毕,新届学生会也在大力推行改革,在这个改革点上又正好是我们重新再思考该报的理念、定位与功能的时候。

套用第一届副会长李映霞在今日交流会重新为新届学生会理清新学报的概念,我们至少有3个结论:
1.不应在行政会架构底下运作,财务应直接向议会负责。
2.必须将其定位为第四权,不收学生会不管是编采或行政的干预。
3.强调其在学院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这3点无独有偶与我当年就任新学报主编时提出的概念相同,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理念只能实施一届,就被当时的学生会核心干部们收回『成命』,换而言之,我们又错过了变革的时间点,其造就的结果,大家相信也有目共睹,这里不许我多加言语。

过往,因为一小撮人的强加施压与过度自我理解,曾将『新学报』理解成『新纪元学生会报』,结果就自然而然打着『不干预』的招牌来将新学报『变脸』,成为了当权者的喉舌,做法就如同国家领袖般控制媒体的借口。接着再以财务津贴或架构图难以想象的理由,促使了新学报无法变革或回归其本质。

如今,往事虽不堪回首,但是变革之火依然存在,新届的学生会干部们,你们又是否准备好了点燃新学报这变革的火焰?准备写下这历史的一页呢?

(待续)

作者为学生会前议员、议长、新学报两届记者以及一届主编,2007年新纪元学院媒体系毕业生,现是新纪元学院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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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28, 2010 | Posted in ,
作者:张智元

为什么要做会长?做会长,对我有什么好处?这就关系到受位者(B)的意愿的问题。学生会的高层都是由民选出来的,全部加起来,就要选出接近十五个人(不要忘了还有系会、宿舍自治会会长也是民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要有二十多人自愿来参选,为了“填补”这供不应求的投选制度。新纪元学院活动开放,一个学院千多个人下来,开办的社团非常得多,有些一个人就身兼几个社团的执委和会员,每个社团都有他们不得不留下来的理由。就连学院,办了什么活动,都需要大量的学生进去做筹委。说说学院的活动活跃分子,扣掉了那些参加了很多活动的人,有多少学生愿意“自愿”出来竞选呢?

问问那些不出来竞选会长的人的原因:
理由一: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没准备好自己,自己又参加这么多活动,课程又一直在变,自己承受不来。(活动多)
理由二:让位者(A)没有让他看到学生会的未来,都不知道学生会是做什么的?参加的意义是什么?我与学生会的关系就只是拨款的关系(议会)。私底下都没有联系,跟我们一起办什么活动。(对学生会无知)
理由三:出来竞选,就要选择最简单的职位来做,议员、监察员、系会会长和宿舍自治会会长都是相对很简单的工作,我宁愿出来竞选这几个职位。(职位选择过多)
理由四:出来竞选会长就要放弃其它活动的执委,这点我不喜欢。学生会就是那种服务性团体,讲求自治,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要有那种能力了,才能完成,身为会长,就是要了解全部各处的运作,自己就要成为全部处的顾问。各处主动,勇于学习还好,如果找出的学生都是那些被动的人,我这个顾问不好当,我也想要私人空间。(压力大)
理由五:我真的没有办法与学院抗争,如果成为会长,我会夹在学院与学生之间,我的宿舍住宿权和奖学金,都掌握在院方手上,这让我形成两难状态。(与院方对抗)
理由六:我个人觉得上一任会长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前几届的学长还是说他做得很差,我们只是在学习阿!学长只会讲,不会切身帮助合作,学生又不支持,这个组织做下去有意义么?(学长干涉)

人们身当高职,往往都会有利益引诱。现在成为学生会会长,就只有斌着学习的心态、权威感来支撑,完全赚不到任何利益。想问,凡走一步都不断被学长观察,当面责骂,无法从经验中学习;学生不支持,无法获得权威感的环境下,成为会长的,你好可怜啊!

对于这点,近期听到了几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不断地灌输学生对社会的警觉意识和帮学生与院方解决他们的问题,会长不断出面提倡学生意见,代表学生。这能使到学生会有威望,让学生更倾向学生会,以致会更多人竞选会长。

第二个是不断对会员和执委更好,办茶会或与社团打好关系,团结内部,办大型活动,使会员更有向心力。尝试用团结、集体行动拉拢很多的人去竞选会长。

也许这都可以解决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但深沉一想这是否都是短期解决方案?

作者是2006年商学系毕业生,曾任第八届学生会学术与社会事务处主任,现任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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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21, 2010 | Posted in ,
作者:张智元

中国有句话:“创业难,守业更难”。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在一个领导的带领之下,一定会有极限的一天。辛辛苦苦地开创了一个概念、一个组织,他的离开,能否找到一个能顺利管理领导那个组织的人,成为每每让人最头痛的地方。以前有世袭、禅让,现在演变成自愿竞选。前两者牵涉的就只有让位者(A)和受位者(B)的意愿,后者就牵涉了组织内成员(C)的意愿。


在自由竞选的制度下:
让位者(A)如果看中某人,想把位子传给他,A往往能做的就只有不断地训练栽培他,灌输他那个位子能做到的事情,使他成为竞选者。此外,往往会在众人面前显露他的实力。A只有在他的权力和魅力非常大的时候,其意愿才能达成。

受位者(B)需要寻找伙伴,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便在自己出来竞选的时候,可以获胜。B的意愿往往来自对自身性格能力的衡量,支持者的多寡及对这组织的信心度。

组织内成员(C)的意愿来自对这组织的关心度,对受位竞选者的品格能力的衡量及熟悉度,最后还关心自己的需求等。

学生会发展至今,已经到了第十三届,可是近期的传承都面临了严重的阻碍。是会长、议长的问题?是学院课程的问题?是院方阻碍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学长的问题?是学生不关心学生会的问题?还是因为学生会制度不够灵活的问题?

学院的课程之前都为两年制,学生只能一年在学生会做助理和主任,吸取经验,发展人脉;第二年才出来竞选重要职位。只能上任一年的会长,就要度过内部整顿期(寻找执委和制作整年计划、财务预算,给议员通过)、执行跌撞期(由于能力不足,不了解手下的性格,高估别人,而导致规划拖延的学习期间)、执行兴旺期(成功完成自己的计划,在内外得到名望)及物色继承人期(选定继承人、培训他)。

毕竟,会长也是学生,他也会有课业的压力,更何况是在学院的最后一年,短短的一年很多时候都来得很快,更不用说如果在四五月选举出来的会长,只有区区四五个月的时间,就要面对这些时期。能力差的会长在执行跌撞期,就宣告卸任、毕业;能力好的至少挨到执行兴旺期,可往往就忽略了物色继承人期,结果又跑回青黄不接的循环当中。近年来,四五月选出会长,已成为惯性(当选者都是抱着以想挽救学生会的态度进入)。

十三届下来,每届会长都有自己的管理风格和理念,有的致力办大型活动的会长、有不断与外部联系,提倡意见的会长、有专主内,团结内部,不断办小活动的会长。各届的理念和想法都无法有跟随者延续下去。我想问,是否有个会长可以计划接下来三年内学生会所要达到的真正目标呢?一年的计划,够么?

作者是2006年商学系毕业生,曾任第八届学生会学术与社会事务处主任,现任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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